在当前的制造业用工领域，劳务派遣中介常被一线工人和部分舆论贴上“毒瘤”的标签，指责其盘剥工人薪资、模糊劳动关系、加剧就业不稳定。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是，这种模式却被众多工厂大量采用，成为许多生产线上的主流用工方式。这背后，是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、企业成本控制逻辑以及所谓“科技中介”服务兴起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，而其根本原因，仍然紧密关联于打工者群体的处境与选择。

从工厂（用工单位）的角度看，采用劳务派遣的核心驱动力在于“弹性”与“成本”。在订单波动频繁的制造业中，淡旺季人力需求差异巨大。通过劳务派遣，工厂可以将招聘、管理、社保缴纳、劳动关系处理等繁琐事务与风险“外包”给中介机构，实现“即需即用、即减即退”的灵活用工。这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直接管理成本、法律风险以及因裁员可能引发的劳资纠纷成本。特别是在劳动法规日趋严格、社保税费规范化的背景下，派遣模式为工厂提供了一道规避部分法定雇主责任的“缓冲带”。

打工者自身的处境与选择，是这一模式得以持续的基础。对于大量进城务工人员、短期就业者或初入劳动力市场的群体而言，他们往往面临信息不对称、求职渠道有限、对复杂劳动合同缺乏辨别力等挑战。传统中介或熟人介绍，曾是重要的入职途径。如今，尽管抱怨颇多，但劳务派遣中介依然扮演着“信息枢纽”和“入职快速通道”的角色。许多打工者为了尽快获得工作机会、避免漫长的正式招聘流程，或出于在不同工厂间频繁切换以寻找更高薪资的考虑，会选择接受派遣岗位。这种“先就业再择业”或“短期逐利”的务实选择，在客观上维持了派遣市场的劳动力供给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近年来“科技中介”服务的兴起，正使传统劳务派遣模式升级换代，也使其渗透力进一步增强。一些互联网平台和科技公司介入人力资源领域，通过APP、小程序等数字化工具，将招聘信息聚合、岗位匹配、线上签约、工时打卡、薪资结算甚至简易培训等环节集成在线上。这种“平台化派遣”或“灵活用工平台”，往往打着“共享用工”、“灵活就业”的旗号，提升了信息传递和匹配效率，使用工管理看似更透明、便捷。

对于工厂而言，“科技中介”提供了更高效、大规模的一站式用工解决方案，数据化管理也符合产业升级的噱头。对于部分年轻打工者，手机找工、短期尝试的便利性具有一定吸引力。其本质仍未脱离劳务派遣的核心特征——劳动关系归属中介（或平台），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责任纽带被技术工具弱化或遮蔽。科技赋能可能使派遣流程更流畅，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同工不同酬、社保缴纳不足、职业发展中断、争议解决困难等深层问题，反而可能因算法的“效率优化”加剧工作的零碎化和不确定性。

因此，劳务派遣模式之所以在批评声中依然盛行，是一个多方博弈下的市场结果：工厂追求成本最小化与用工灵活性，打工者在有限选择中寻求即时就业与收入，而中介机构（包括传统与科技型）则在其中挖掘利润空间，并借助技术手段提升服务（或控制）能力。要改变这一局面，不能仅靠道德指责，更需要劳动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与严格执行，强化用工单位的直接雇主责任；推动产业升级，让工厂愿意并能够通过提高薪资福利、改善工作环境来稳定核心员工；建设更公益、透明、高效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，为打工者提供更有保障的就业选择，从根本上减少其对不规范中介路径的依赖。只有当打工者拥有更公平、更稳定的就业环境，工厂面临更均衡的成本与责任约束时，“毒瘤”式的用工模式才会失去其滋生的土壤。